城市是国家发展的主阵地与增长极。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全球工业化进程的必经阶段。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新中国75年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下称“系列报告”）显示，2023年末我国非流动人口城镇化率达66.16%，比1949年末提高55.5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75个百分点；2023年末，我国城镇非流动人口已达9.3亿人。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经历了哪些阶段？遇到哪一些问题？如何突破与推进？未来城镇化的趋势和重点是什么？

  一是起步阶段（1949～1957年）。伴随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一批新兴工矿业城市诞生，人口向城市聚集，城镇人口数量持续不断的增加；这一阶段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59个百分点；

  二是调整巩固阶段（1958～1978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12个百分点；

  三是稳步提升阶段（1979～1995年）。大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各项城乡改革和对外开放举措密集出台，这一时期，非流动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65个百分点；

  五是高质量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以人为本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策略确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快，三大城市群一体化推进。这一阶段，非流动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19个百分点。

  随着我国城镇化率提升，城市规模逐步扩大：城市数量明显地增长；城市人口规模逐步扩大；城市地域面积增加；城市区域分布更加均衡。

  系列报告数据显示，1948年末，我国城市共有58个，新中国成立后，大批县城改设为城市。1949年末，全国城市共有129个（其中，地级以上城市68个、县级市61个），建制镇2000个左右；2023年末，城市个数达到694个（其中，地级以上城市297个、县级市397个），建制镇21421个。2023年末，我国地级以上城市非流动人口达到6.7亿人，比1949年末增长了16倍；非流动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有29个，超过1000万的城市有11个。

  20世纪80年代后，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持续优化，人口迁移流动方向发生了根本逆转，流动人口集中趋势明显。

  系列报告称，2020年，11个主要城市群人口达到6.3亿人，占全国人口的44.6%。2010～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人口分别增长了35%、12%；城区非流动人口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数量由6个增加到7个，城区非流动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特大城市数量由10个增加到14个。2020年全国27个省会城市（不包括直辖市）非流动人口2.3亿人，比2010年增加5343万人，增长30.3%；各类城市城区人口达5.8亿人，占全国人口的四成，比2010年增加1.7亿人，占比提高10.8个百分点。

  城乡融合推进，使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居民的差距不断缩小。“全国城镇和乡村居民收入比由2012年的2.88下降到2023年的2.39。”系列报告显示。

  由乡村到城镇、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流动是推动城市建设与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进入21世纪，我国流动人口迅猛增长。2000～2020年，流动人口从1.21亿人增加到3.8亿人。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平均约每4个人中就有一人是流动人口，这是我国人口发展变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城镇化率是反映城镇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与流动人口以及户籍相关，我国城镇化率有两种统计口径，即非流动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非流动人口城镇化率反映的是非流动人口的城乡分布情况，城镇地域扩张和人口从乡到城的流动是影响非流动人口城镇化率的主要因素。

  户籍制度改革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指非农业人口比重。户籍制度改革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主要反映人口户籍的城乡分布情况。城镇地域扩张和户口的乡城迁移是影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主要因素。

  由于户口的乡城迁移力度小于人口的乡城流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增长幅度小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就2024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作情况答记者问时，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称，我们的城镇化没有完成，2023年非流动人口城镇化率是66.2%，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不到50%，还有1.8亿的外出农民工在城里没有完全市民化。

  为缩小两者差距，让在城镇常住的农民工等农村户籍人口享受城镇居民待遇，深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措施陆续出台。

  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城区非流动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基本取消，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快。

  城镇化快速推进，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了城乡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促进了城镇和乡村居民生活水平提升。

  与此同时，10年前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称，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必须格外的重视并着力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例如，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市病”问题日渐突出等。

  “随着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城镇化必须进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称。

  “经过各方面一起努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近十年累计1.65亿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显著扩大。”今年8月初，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时，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郑备表示，但城镇化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仍待提高，一些中小城市和县城对产业和人口的承载能力不够，超大特大城市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发挥不够，部分城市安全韧性存在短板弱项。

  《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机制。

  为落实部署，今年7月底国务院印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提出，经过5年的努力，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渠道进一步畅通，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进一步健全，协调推进潜力地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明显加快，培育形成一批辐射带动力强的现代化都市圈，城市安全韧性短板得到一定效果补齐，非流动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接近70%。

  “突出以人为本，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第一个任务，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以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为重点、兼顾城市间流动人口，统筹推进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着力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最关心的稳定就业、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会保险等问题，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激励政策，健全进城落户农民农村权益维护政策。”郑备说。

  从该《行动计划》能够正常的看到，新型城镇化战略深入实施，也将聚焦两类重点地区分类施策：一是对城镇化率低且人口规模大的地区，实施潜力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行动，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构建产业梯度布局、人口就近就业、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格局；二是，对城镇化率较高且人口持续集聚的地区，实施现代化都市圈培育行动，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依托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市县一起发展，推动通勤便捷高效、产业梯次配套、生活便利共享。